自从1922年赵元任首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由商务印书馆面世，时至今日，英国人卡罗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这本播誉寰宇的儿童读物，在中国至少已有五种以上的译本。近期沈从文七十年前据此仿作的长篇童话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重出江湖，引起书界瞩目。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以虚幻离奇的故事情节，对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人情世态，作了微讽轻嘲。书中的仙境梦游看似荒诞无稽，实则寓意深远，谐谑风趣；不仅孩子们痴恋着迷，成年人也爱不释手。
然而在中国，卡罗尔的这本书比起安徒生、格林的童话和《木偶奇遇记》、《骑鹅旅行记》等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其知名度与影响，却逊色得多。这显然是由于中英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在该书英文原作中，有不少近于文字游戏一类的笔墨，很多故事的构成和演绎，有赖于文字游戏；或者说某些情节的转换发展，是由于语义学上的歧异而引发的。比如第三章中，当老鼠讲述自己的“故事”（tale）时，阿丽思却以为它指的是“尾巴”（tail），闹了一场笑话。这就是利用语义学上谐音、同音这一特点，故意把同发（teil）音的“tale”和“tail”两个词，相互混淆，制造错觉，引人发噱。诸如此类由于语音语义错位而引起的矛盾和误会，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在通晓英文的人来说，读来也许妙趣横生，兴味盎然；但对读中文译本的读者来说，却如坠雾里，摸不着头脑，无法品味其中的奥妙。遇到此种情况，译者只能勉为其难，在书中处处加注，反复申明其好笑之处。经此折腾，不免大煞风景，令读者索然无味。因此，尽管赵译《漫游奇境》认真努力，译笔也顺畅晓达，但由于中英两种文字语言巨大差异而带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使读者无法索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书在中国的流播。
《阿丽思漫游奇境》在中国最早、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反响，是在赵译出版六年之后，26岁的沈从文写出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小说分第一和第二两卷，共18万字，1928年3月至10月连载于《新月》杂志；年底又由新月书店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两个单行本。《中国游记》被认作是《漫游奇境》的中国续书。它让12岁的英国小姑娘阿丽思和兔子绅士傩喜来到中国，漫游东方古国奇特而神秘的异域情调。他们亲眼看到中华大地饿殍遍地的惨状和蒙昧迷信等痼疾陋习对百姓灵魂的毒害，体察到中国绅士阶层崇尚儒道、媚外畏洋和知识界凡庸猥琐、攻讦倾轧的心态丑行。当最后来到湘西苗人居住区，历验了山区淳厚率直而又怪异古旧生活方式和民俗习尚，特别是目睹惨无人道的原始奴隶买卖，使阿丽思小姐大惑不解。带着游览中国种种疑虑困惑，这位来自英格兰的女孩只能悄然打道回国。
沈从文在该书第一卷《后序》中，开宗明义地宣称：
我先是很随便的把这题目提来。因为我想写一点关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谁知写到第四章，回头来翻翻看，我已把这一只善良和气的有教养的兔子变成一种中国人式的人物了（或者应说是有中国绅士倾向的兔子了）。同时我把阿丽思也写错了……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发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
原本要写一本卡罗尔式的作品，但结果却离原作“很远很远”，几乎“一点也不相关连”。作者在解释两本书之间的关系时，一再申明自己不是“有意要借这一部名著，来标榜我这不成体裁的文章”，“这书名算是借重，大致这比之于要一个名人题签，稍为性质不同一点。”他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创作”。由于对阿丽思和傩喜两个人物处理不当，使“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实当真想另外起头来补救的。”露骨的讽刺、浅薄的幽默、过浓的劝诫说教，缺少一种像《漫游奇境》那样的娱乐性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情趣；以及在结构、情节、文字、语言等诸多方面存在的明显缺憾，显示了作者早期创作中的某些弱点和不成熟性。因此，小说出版不久，就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沈从文作了严格的自我批判，这其中当然也有自谦成分。他在序言中同时也表示，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们：“这个长篇的试作，也许仍然可以说是值得一读的。”“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我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阿丽思中国游记》体现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具有正义感作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
